所谓“小漳州”区域，是指台湾地区漳州人或以漳州人为主聚居的地方。在“小漳州”区域内，人们最大限度地保留沿用了漳州祖家的传统文化，如民风习俗、建筑艺术、起居饮食、宗教信仰和家族制度等整套文化风俗；最大限度地照搬沿袭了漳州祖家的语言腔调，如“漳州腔”、“漳浦腔”、“诏安腔”闽南话。从人种特征来说，“小漳州”区域内的漳籍裔孙，与漳州祖地的人种，在相貌、体格、生理、心理等方面，都带有明显的遗传因素。由于“小漳州”区域的形成，一切在祖家流传的民间文化艺术，在这里也都可以找到知音，风行开来。锦歌、潮音、布袋木偶戏等都成功地移植到台湾，在“小漳州”区域内广泛流行。以锦歌为基础而诞生的歌仔戏，甚至成了风靡全台的地方剧种。

    “小漳州”区域的范围，大到整座城市、整个县域，乃至整片平原和盆地，小到一乡一镇、一街一村。一般而言，漳州人为主开垦之地，便是“小漳州”区域之处。“小漳州”是台湾移垦社会的产物。造成“小漳州”形成的社会条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台湾初辟时环境险恶，生产力低下，决定了移民必需以群居为主；而大片未垦之地和无人居住区又为漳州移民建立同乡同姓聚落提供了客观条件。清初台湾尚属开发中区域，大片荒地未辟，“茫然千里，靡有穷极”。在这块荆榛丛生、野兽出没、瘴气熏蒸的蛮荒之地拓垦，移民面临的是极为险恶的自然环境。单个劳力，纵使再膘悍强壮，也难移寸步。更难的是，垦荒工具又很落后，而且缺乏。清廷统一台湾后，害怕台湾有变，对铁器、生铁输台管理很严，并限制岛内自由制造铁器。云霄人陈梦林在《诸罗县志》中描述当时情景：“丰草弥望多鹿场，故无冶。田器不足用，耕者盖鲜。”漳浦人蓝鼎元《平台纪略》也云：“台湾只府治百余里，凰山、诸罗皆恶毒瘴地，令其邑者不敢至。”在这样的条件下，移民必须成群结队，通力合作，才能挺进荒野，以求生存、发展。他们相邀同乡，“聚二、三十人或三、四十人，同搭屋寮，共居一处”。垦得土地后，便以此为基础建立村社。

    台湾初辟时条件固然极其艰苦，但必须指出，正因为台湾尚处开发时期，有大片未垦之地和无人居住区域，才为移民建立同乡聚落，最后形成“小漳州”区域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第二，大规模拓垦必需依赖群体力量，以地缘关系为基础的同乡组合，是形成群体力量，进行拓垦活动的主要形式，也是同乡聚落得以形成的主要途径。台湾开发史上，大规模的土地拓垦活动，大多是以漳州人为主进行的。这种大规模的拓垦需要招募、集结劳力，其组合原则是同乡相邀，同籍互帮。陈孔立教授分析台湾移民社会的基本特点时指出：“在社会结构上，移民基本上按照不同祖籍进行组合，形成了地缘性的社会群体；一些豪强之士成为业主、富户，其它移民成为佃户、工匠，阶级结构和职业结构都比较简单。”宜兰平原的开发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漳州人“结庐以居以食”，到嘉庆十四年(一八○九)，漳人共有四万二千五百余丁，泉人二百五十余丁，粤人一百四十余丁。漳州人占当时总人口数的百分之九十九以上。所以，宜兰县几乎是漳州人的天下。今天，宜兰大地的漳州人聚落，触目即是。宜兰市、罗东镇、苏澳镇、头城镇及各乡村，漳州人居多。

    第三，漳州母体社会聚族而居的传统生活方式，特别是一些姓氏家族，人口大举迁台，从一开始就具有在台肇基创业，传衍兴族的特质，对血缘聚落的形成，产生十分深刻的影响。由母体社会血缘聚落中，分出部分族人播迁台湾，直至在台湾形成一个新的血缘聚落，需要一个过程，即必需经繁衍若干代以后，才能逐渐形成宗族并“聚族而居”。所以，台湾的聚落型态，清代前期多地缘关系，到嘉庆、道光年间，血缘关系的聚落才陆续确立。陈孔立教授指出：“大约在一八六○年前后，台湾从移民社会过渡到定居社会。这时的居民已经是以移民的后裔为主了，亲属之间的血缘关系逐渐超过了同一祖籍的地缘关系，社会结构也转变为以宗族关系为基础的组合。”清代向台湾移民过程中，某一家族成员结伴迁台，当他们在台湾垦得土地，建立适合生存、发展的居所后，返乡引亲呼朋，携妻带子，是常有之事。他们“皆有辟田庐，长子孙之志”，能吃苦，善经营，经数代传衍而成望族。如漳浦赤湖陈姓、吴姓开基宜兰，平和赖姓开基台中，南靖梅林简姓开基南投，诏安官陂黄姓开基彰化等，都是这方面的典型家族。

    第四，土地问题是汉番关系中的根本问题，同籍或血缘聚落的建立，既是防番自卫，保证土地顺利开垦的需要，也有助于汉番融合和同化，促进台湾汉化社会迅速形成。清代番族(即原住民)分“熟番”、“归化生番”和“生番”三类。熟番居住沿海平地，较早汉化。乾隆后期，大部分沿海平地垦尽，新来的移民开始向噶玛兰、埔里社和竹堑丘陵地开拓。这些地区的开垦比西部平原倍加艰难，最难的是“生番出没其中”，“不免滋扰”，往往影响开垦的成败。如噶玛兰的开拓，漳州移民与生番屡屡发生冲突，前后达十七年之久。为防番自卫，漳州人不得不普遍设隘。居处方面，更是丝毫不敢马虎，以地缘关系和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群居方式，显得更为重要。早期建立的村落，还要筑土围。随着土地的垦辟和聚落的形成，加上抚番工作的进展，汉番往来接触日多，交换关系扩大，尤其是通婚的盛行，教化的影响，汉番之间逐渐实现了融合和同化。《台湾府志》载：“各社番众，衣衫半如汉制，略晓汉语”。《噶玛兰厅志》说：番族“始知置备耕牛农具。”由于汉人口大增，先进的汉文明对番族产生很大影响。在不到二百年的时间内，番族就与汉族相融合了。

    第五，闽南地区素有结拜、结盟之风，此种风习植入台湾，既成为经济生活中的一种互帮形式，也是同乡聚落的一个重要成因。台湾初群，移民初来乍到，往往“集异姓之人，结拜为兄弟”，平时“疾病相挟，死丧相助”，正所谓“同乡如同骨肉矣”。陈梦林在《诸罗县志》中描写结拜情形：“尚结盟，不拘年龄，推能有力者为大哥，一年少者殿后，曰尾弟，歃血而盟”。虽含有江湖义气，对移民之间合作互助，同甘共苦开创基业，以及心灵上求得安全感，作用却不可小视。明末颜思齐与郑芝龙等二十八人登陆笨港之前，拜盟为兄弟，众人公推颜思齐为首领。颜思齐率众拓垦的北港、新港一带，日后都成为典型的闽南人聚落。尤其是新港，漳州人比例占百分之八十五以上，是个名副其实的“小漳州”。清代，类似这种移民结盟、结拜合力建立的同乡聚落，真是不胜枚举。

    第六，一八九五年之前，台湾一直是在中国政府管辖之下，清政府在台湾设置于福建一样的行政区，实施同样的法令规章，官员也都是朝廷从大陆派去的。台湾的开发过程，一直是在同一行政、法律和文化系统之下进行；移民和大陆的关系，不仅有血缘上的关系，还有主权上、政治上的隶属和管辖关系，更有文化上、感情上、传统上的关系，即和母体社会始终保持一体化的关系。这也是“小漳州”区域得以在台湾形成的重要因素。正如陈孔立教授所言：“台湾移民主要来自本国的两个省份，属于同一民族，因此台湾和母体社会的关系，主要就是和闽粤两省的关系，要比多母国的移民社会与母国的关系更加专一，更加密切。”

    总之，通过对“小漳州”区域的研究，我们不仅可以了解漳州人在台湾的分布情况，而且可以窥视台湾的移民文化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