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上世纪50年代出生的我，对1949年的“八一七”那天激动人心的情况，都是从老一辈人的口述中来感受的。

　　祖父：共产党的大官没有一点架子

　　祖父潘守正生于1892年，早年就学于全闽高等学堂（现福一中前身）、全闽师范学堂和福建法政学堂（福建师大前身），经历了清末、辛亥、北洋军阀、抗战、内战，1949年他在旧省府民政厅工作。当时中共地下党人员多次与其接洽，要求妥善保管旧省府所有重要档案。这些地下党人有省议会议长丁超五的儿子，此时其身份已暴露，当局已下令拘捕，但警局拖延不办，直至解放。另一与祖父联络的地下人员竟是祖父称为“八姐”的堂姐，她公开身份是文教人员。“八一七”那天，由张鼎丞带队，蓝荣玉代表来到民政厅予以接收。由于中共地下组织城工部的出色工作，福州城市接管十分顺利。解放军入城当天，出现万人空巷、旧警察上街维持秩序的奇特现象。福州百姓称为“共产党军队进城，国民党警察站岗”。祖父随后听从张鼎丞主席和丁超五的指示，带罗世芳、林舜藩一同到胪雷，经一昼长谈，说服陈绍宽“出山”，担任省人委副主席，并任陈的私人秘书长达20年，共同为新中国建设而奋力，直到他于1969年因胃癌病逝于福州省立医院。我祖父回忆，张鼎丞曾明确告诉他，请陈绍宽“出山”是毛主席的指示，由周恩来亲自打电话具体安排的。祖父为陈绍宽做的最后一件事是在他临终前，遵嘱为他草拟了一封请省革委会转达给毛主席的信，信中感谢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多年来无微不至的关怀，奉劝台湾军政故旧为祖国统一而奋力。

　　省军管会接管旧省府后，按照中央“自上而下，原封不动，各按系统，先接后分，坚持立场”的接管原则，将留下的全体旧省府人员组织学习，部分人员遣散回乡。随后军管会设便宴宴请全体留用人员。我祖父与方毅副主任邻座，两人相谈甚欢。方毅恳请祖父尽快为他聘请一位通晓德、日语的口译与笔译人员，既任他的翻译也兼做私人教师。他急切地说：你长期在福州，人面熟，此事很急，拜托！拜托！我祖父次日即为方毅请了一位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的交通专家。祖父对家人说：真想不到，共产党里那么大的官没有一点架子。

　　父母：赶快为伤员包扎治疗

　　我父母是解放前参加工作的医务人员。父亲1945年毕业于福建医学院第3班，母亲毕业于柴井护士学校。抗战胜利后到台湾淡水行医，“二二八”后返回福州。父亲回榕后在省立医院小儿内科任医师，母亲在东南鼠疫防治处隔离医院任护士。解放前夕，国民党联勤总部将父亲列入赴台人员名单，他不愿再到台湾，被迫离开省立，在大根路开业行医。“八一七”那天一早，父亲听说解放军进城了，就随附近民众一道上街欢迎。出门不久，他就见路边有些伤员，于是在路边临时联系了一位姓张的副排长，请其组织附近伤员就近到他的诊所里处理伤情，并拦住路边一位邻居，要此人跑步通知我母亲，赶快到诊所来，多带些黄纱布及抗感染的药品，赶快为伤员包扎治疗。

　　三叔：打回老家去！解放福州城！

　　1949年5月初，解放大军二野第四、五团在秦基伟、王秉璋率领下，挟横渡长江，大战宁、沪、杭之威，挥师南下，接连攻下闽北13座县城，在崇山峻岭间打开了福建北大门，随即奉命转战大西南。三野7兵团21军，10兵团28军、31军由浙入闽攻取闽东6县，兵临福州。8月16日，解放福州的炮声可闻，三野10兵团左路31军长途奔袭，迂回敌后，攻占连江，控制闽江北岸，以炮火封锁闽江，断敌海上逃路，并由马尾向福州攻进。28军于当天下午攻取了福州外围，由西郊向市区攻击。我三叔潘潜元是28军某师部一员，他不满16岁突然离家，投笔从戎，不告而别参加了解放军，在龙飞虎师长率领下征战数年，家里人曾四处寻找“失踪”的他。傍晚时分，他登上西郊山头，用望远镜久久眺望夕阳下久别而即将解放的家乡。在部队里，也有不少福州籍战友，眼看就要亲自参加解放家乡的战斗，心情无比激动。他们写下标语：打回老家去！解放福州城！

　　“八一七”清晨，28军82师245团3营在团政委孙乐洵的带领下，率先攻入福州城区。从新店、北门一路攻至鼓楼，至中亭街，遭到敌人数道火力封锁，冲破后直至万寿桥头。桥上有敌人留守的重兵把守，火力极猛，几次强攻受阻。副营长魏景利火线组织突击队，冒着敌人密集的炮火，带头奋勇冲击，壮烈牺牲。指战员们高喊着“为魏副营长报仇”的口号，奋不顾身一举夺下万寿桥，占领了仓前山。在这群战士中有一位后来成为我堂姑父的许子田，他在桥面上向对岸冲锋时被机枪正面击中，身负重伤，血染桥面，伤愈后分配在福州林业贮木场工作。此时，31军92师从北、28军83师从西、31军91师从东先后攻进了福州城。上午8点左右，福州全境解放。各部队随即向江边追击，于下午攻下了高盖山及其以东高地，全歼国民党军掩护部队2000余人。

　　福州解放那一天，在老一辈亲历者口中是这样真实和自然。